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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《 福贵 》赵树理 原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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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福贵这个人,在村里比狗屎还臭。村里人说他第一个大毛病是手不稳:比方他走到谁院里,院里的人总要眼巴巴看着他走出大门才放心,他打谁地里走过,地里的人就得注意一下地头堰边放的烟袋衣服;谁家丢了东西,总要到他家里闲转一趟;谁家丢了牲口,总要先看看他在家不在……不过有些事大家又觉着非福贵不行:谁家死了人,要叫他去穿穿衣裳;死了小孩,也得叫他给送送;遇上埋殡死人,抬棺打墓也都离不了他。

  说到庄稼活,福贵也是各路精通,一个人能抵一个半,只是没人能用得住他——身上有两毛钱就要去赌博,有时候谁家的地堰塌了大壑,任凭出双工钱,也要请他去领几天工——经他补过的壑,很不容易再塌了。可是就在用他的时候,也常常留心怕他顺便偷了什么家具。

  后来因为他当了吹鼓手,他的老家长王老万要活埋他,他就偷跑了,直到去年敌人投降以后,八路军开到他村一个多月他才回来。

  我们的区干部初到他村里,见他很穷,想叫他找一找穷根子,可是一打听村里人,都一致说他是个招惹不得的坏家伙,直到好多的受苦受难的正派人翻身以后,区干部才慢慢打听出他的详细来历。

  ①原载(太岳文化)创刊号(1946年10月1日出版),1947年2月华北新华书店出版。

  福贵长到十二岁,他爹就死了,他娘是个把家成人的人,纺花织布来养活福贵。福贵是好孩子,精干、漂亮,十二三岁就学得锄苗,十六七岁做手头活就能抵住一个大人,只是担挑上还差一点。就在这时候,他娘又给他订了个九岁的媳妇。这闺女叫银花,娘家也很穷,爹娘早就死了,哥嫂养活不了她,一订好便送过来作童养媳。不过银花进门以后却没有受折磨——福贵娘是个明白人,又没有生过闺女,因此把媳妇当闺女看待。

  村里有自乐班,福贵也学会了唱戏——从小当小军①,长大了唱正生,唱得很好。银花来了第二年正月十五去看戏,看到福贵出来,别的孩子们就围住她说:“银花!看!你女婿出来了!”说得她怪不好意思,后来惯了,也就不说那个了。 银花头几年看戏,只是小孩子看热闹;后来大了几岁,慢慢看出点意思来——倒不是懂得戏,是看见自己的男人打扮起来比谁都漂亮——每逢庙里唱自己村里的自乐班,不论怎样忙,总想去看看,嫌怕娘说,只看到福贵下了台就回来了。有一次福贵一直唱到末一场,她回来误了做饭,娘骂了一顿,她背地里只是笑。别人不留意,福贵在台上却看出她的心事来,因此误了饭也不怪她,只悄悄地笑着跟她说一句“不能早些回来”?

  福贵长到二十三,他娘得了病,吃上东西光吐。她自己也知道好不了,东屋婶也说该早点准备,福贵也请万应堂药店的医生给看了几次,吃了几服药也不见效。

  一天,福贵娘跟东屋婶说:“我看我这病也算现成了。人常说:’吃秋不吃夏,吃夏不吃秋’,如今是七月天,秋快吃得了,恐怕今年冬天就过不去。”东屋婶截住她的话道:“嫂!不要胡思乱想吧!哪个人吃了五谷能不生灾?”福贵娘说:“我自己的病自己明白。死我倒不怕!活了五六十岁了还死不得啦?我就只有一件心事不了:给福贵童养了个媳妇在半坡上滚①,不成一家人。这闺女也十五了,我想趁我还睁着眼给她上上头②,不论好坏也就算把我这点心尽到了。只是咱这小家人,少人没手的,麻烦你到那时候给我招呼招呼!”东屋婶满口称赞,又问了日期,答应给她尽量帮办。

  七月二十六是福贵与银花结婚的日子,银花娘家哥哥也来送女。银花借东屋婶家里梳装上轿,抬在村里转了——圈,又抬回本院,下了轿往西屋去,堂屋里坐着送女客,请老家长王老万来陪。福贵娘嫌豆腐粉条不好,特别杀了一只鸡,做了个火锅四碗。

  不论好坏吧,事情总算办过了。福贵和银花是从小就混熟了的,两个人很合得来,福贵娘觉着满高兴。

  不过仍不出福贵娘所料,收过了秋,天气一凉病就重起来——九月里穿起棉袄,还是顶不住寒气,肚子里一吃东西就痛,一痛就吐,眼窝也成黑的了,颧骨也露出来了。

  东屋婶跟福贵说:“看你娘那病恐怕不中了,你也该准备一下了。”福贵也早看出来,就去寻王老万。

  王老万说:“什么都现成。”王老万的“万应堂”是药铺带杂货,还存着几口听缺的杨木棺材。可是不论你用什么,等到积成一个数目,就得给他写文书。王老万常教训他自己的孩子说:“光生意一年能见几个钱?全要靠放债,钱赚钱比人赚钱快得多。”

  将就收罢秋,穰草还没有铡,福贵娘就死了。银花是小孩子,没有经过事,光会哭。福贵也才二十三岁,比银花稍强一点,可是只顾央人抬棺木,请阴阳,顾不得照顾家里。幸亏有个东屋婶,帮着银花缝缝孝帽,挂挂白鞋,坐坐锅,赶赶面,才算把一场丧事忙乱过去。

  连娶媳妇带出丧,布匹杂货钱短下王老万十几块,连棺木一共算了三十块钱,给王老万写了一张文书。

  小家人一共四亩地,没有别的指望,怕还不了老万的钱,来年就给老万住了半个长工。银花从两条小胳膊探不着纺花车时候就学纺花,如今虽然不过十六岁,却已学成了纺织好手。小两口子每天早上起来,谁也不用催谁,就各干各的去了。

  老万一共雇了四个种地伙计,老领工伙计说还数福贵,什么活一说就通。老领工前十来年是好把式,如今老了,做起吃力活来抵不住福贵,不过人家可真是通家,福贵跟人家学了好多本领。

  不幸因为上一年福贵办了婚丧大事,把家里的粮食用完了,这一年一上工就借粮,一直借到割麦。十月下工的时候,老万按春天的粮价一算,工钱就完了,净欠那三十块钱的利钱十块零八毛。三十块钱的文书倒成四十块,老万念其一来是本家,二来是东家伙计,让了八毛利。

  福贵从此好像两腿插进沙窝里,越圪弹越深,第四年便滚到九十多块钱了。十月里算账,连工钱带自己四亩地余下的粮食一同抵给老万还不够。

  这年正月初十,银花生了头一个孩子。银花娘家只有个嫂,正月天要在家招呼客人,不能来,福贵只好在家给她熬米汤。

  粮食已经给老万顶了利,过了年就没吃的。银花才生了孩子,一顿米汤只用一把米,福贵自己不能跟她吃一锅饭,又不敢把熬米汤的升把米做稠饭吃,只好把银花米汤锅里剩下的米渣子喝两口算一顿。银花见他两天没吃饭,只喝一点米渣子,心疼得很,拉住他的胳膊直哭。

  白天对付过去了,晚上非他不行,打发人叫了几次没有叫来,叫别人顶他的角,台底下不要。有些人说:“本村唱个戏他就拿这么大的架子!抬也得把他抬来!”

  东屋婶在厢房楼上听见这话,连忙喊道:“你们都不知道!不是人家孩子的架子大!人家家里没吃的。三四天没有吃饭,只喝人家媳妇点米渣渣,哪能给咱们唱?”东屋婶这么一喊叫,台上台下都乱说:“他早不说?正月天谁还不能给他拿个馍?”东屋婶说:“这孩子脸皮薄,该不是不想说那丢人话啦?我给人家送个馍人家还嫌不好意思啦!”老万在社房里说:“再去叫吧!跟他说明,来了叫他到饭棚底吃几个油糕,社里出钱!”

  问题是算解决了,社里也出几个钱,唱戏的朋友们也给他送几个馍,才供着他唱了这三天戏。

  社里还有个规矩:每正月唱过戏,还给唱戏的人一些小费,不过也不多,一个人不过分上一两毛钱,福贵是个大把式,分给他三毛。

  那时候还是旧社会,正月天村里断不了赌博。十七这一天前晌,他才从庙里分了三毛钱出来,一伙爱赌博的青年孩子们把他拦住,要跟他耍耍钱。他心里不净,急着要回去招呼银花,这些年轻人偏偏要留住他,有的说他撇不下老婆,有的说他舍不得三毛钱——话都说得不好听:“三毛钱是你命?”“不能给人家老婆攒体己?”说得他也不好意思走开,就跟大家跌起钱来。他是个巧人,忖得住手劲,当小孩子时候,到正月天也常跟别的孩子们耍,这几年日子过得不趁心才不耍了。他跟这些年轻人跌了一会,就把他们赢干了,数了数赢够一块多钱。

  回到家,银花说:“老领工刚才来找你上工。他说正月十五也过了,今年春浅,掌柜说叫早些上工啦!”福贵说:“住不住吧不是白受啦!咱给人家住半个,一月赚人家一块半;咱欠人家九十块,人家一月赚咱三块六,除给人家受了苦,见一月还得贴两块多。几时能贴到头?”银花说:“不住不是贴得越多吗?”福贵说:“省下些工担担挑挑还能寻个活钱。”银花说:“寻来活钱不还是给人家寻吗?这日子真不能过了呀?”福贵说:“早就不能过了,你才知道?”

  他想住也是不能过,不住也是不能过,一样不能过,为什么一个活人叫他拴住?“且不给他住,先去籴二斗米再说!”主意一定,向银花说明,背了个口袋便往集上去。

  打村头起一个光棍家门口过,听见有人跌钱,拐进去一看,还是昨天那些青年。有一人跑来拦住他道:“你这人赌博真不老实!昨天为什么赢了就走,真不算人!”福贵说:“你输干了,叫我跟你赌嘴?”说着就回头要走,这青年死不放,一手拉着他,一手拍着自己口袋里的铜元道:“骗不了你!只要你有本事,还是你赢的!”

  福贵走不了,就又跟他们跌了一会,也没有什么大输赢。这时候,外边来了个大光棍。挤到场上下了一块现洋的注,小青年谁也不敢叫他这一注,慢慢都抽了腿,只剩下四五个人。福贵正预备抽身走,刚才拉他那个青年又在他背后道:“福贵!你只能捉弄我,碰上一个大把式就把你的戏煞了!”福贵最怕人说他做什么不如人,怄着气跌了一把,恰恰跌红了,杀过一块场洋来。那人又从大兜肚里掏出两块来下在注上叫他复。他又不好意思说注太大,硬着头皮复了一把,又杀了。那人起了火,又下了五块,他战战兢兢又跌了一把,跌了两个红一个皮,码钱转到别人手里。这时候,老领工又寻他上工,他说:“迟迟再说吧!我还不定住不住啦!”那个青年站在福贵背后向老领工道:“你不看这是什么时候?赢一把抵住受几个月,输一把抵住歇几个月,哪里还能看起那一月一块半工钱来?”老领工没有说什么走了。

  隔了不大一会,一个小孩从门外跑进来叫道:“快!老村长来抓赌来了!”一句话说得全场的人,不论赌的看的,五零四散跑了个光,赶老万走到院里,一个人也不见了。

  晚上,福贵买米回来,老万打发领工叫他到家,好好教训了他一番,仍叫他给自己住。他说:“住也可以,只要能借一年粮。”老万合算了一下:“四亩地打下的粮不够给自己上利,再借下粮指什么还?不合算,不如另雇个人。”这样一算,便说:“那就算了,不过去年的利还短七块,要不住就得拿出来!”福贵说:“四亩地干脆缴你吧!我种反正也打得不够给你!”

  福贵这几年才把地堰叠得齐齐整整的,如今给人家种上了,不看见不生气,再也不愿到地里去。可是地很近,一出门总要看见,因此常钻在赌场不出来,赌不赌总要去散散心。这样一来二去,赌场也离不了福贵,手不够就要来叫他配一配。

  福贵从此以后,在外多在家少,起先还只在村子里混,后来别的光棍也常叫上他到外村去,有时候走得远了,三月两月不回来。东屋婶跟银花说:“他再回来劝一劝他吧!人漂流的时候长了,就不能受苦了!”银花有一回真来劝他,他说:“受不受都一样,反正是个光!”

  他有了钱也常买些好东西给银花跟孩子吃,输了钱任凭饿几天也不回来剥削银花。他常说他干的不是正事,不愿叫老婆孩子跟他受累。银花也知道他心上不痛快,见他回来常是顺着他;也知道靠他养活靠不住,只能靠自己的两只手养活自己和小孩。自己纺织没钱买棉花,只好给别人做,赚个手工钱。

  有一年冬天,银花快要生第二个小孩,给人家纺织赚了一匹布。自己舍不得用,省下叫换米熬米汤,恰巧这时候福贵回来。他在外边输了钱,把棉衣也输了,十冬腊月穿件破衣衫,银花实在过意不去,把布给他穿了。

  腊月二十银花又生了个孩子,还跟第一次一样,家里没有一颗粮,自己没米熬米汤,大孩子四岁了,一直叫肚饿,福贵也饿得肚里呱呱叫。银花说:“你拿上个升,到前院堂屋支他一升米,就说我迟两天给他纺花!”福贵去了,因为这几年混得招牌不正,人家怕他是捣鬼,推说没有碾出来。听着西屋的媳妇哭,她婆婆揭起帘低低叫道:“福贵!来!”福贵走到跟前,那老婆婆说:“有点小事叫你办办吧,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?”福贵问她是什么事,她才说是她的小孙女死了,叫福贵去送送。福贵可还没有干过这一手,猛一听了觉着这老婆太欺负人,“这些事怎么也敢叫我干?”他想这么顶回去,可是又没说出口。那老婆见他迟疑就又追道:“去不去?去吧!这怕甚啦?不比你去借米强?”他又想想倒也对:自己混得连一升米也不值了,还说什么面子?他没有答话,走进西屋里,一会就挟了个破席片卷子出去了。他找着背道走,生怕碰上人。在村里没有碰着谁,走出村来,偷偷往回看了一下,村边有几个人一边望着他一边咭咭呱呱谈论着。他没有看清楚是谁,也没有听清楚是说什么,只听着福贵长福贵短。这时候,他躲也没处躲,席卷也没处藏,半路又不能扔了,只有快快跑。

  这次赚了二升米,可是自这次也做成了门市,谁家死了孩子也去叫他,青年们互相骂着玩,也好说:“你不行了,叫福贵挟出去吧!”

  人混得没了脸,遇事也就不很讲究了:秋头夏季饿得没了法,偷谁个南瓜找谁个萝卜,有人碰上了,骂几句板着脸受,打几下抱着头挨,不管脸不脸,能吃上就算。

  有一年秋后,老万的亲家来了,说福贵偷了他村里人的胡萝卜,罚了二十块钱,扣在他村村公所。消息传到银花耳朵里,银花去求老万说情。其实老万的亲家就是来打听福贵家里还有产业没有,有就叫老万给他答应住这笔账,没有就准备把他送到县里去。老万觉着他的四亩地虽交给了自己,究竟还没有倒成死契,况且还有两座房,二十块钱还不成问题,这闲事还可以管管,便刘银花说:“你回去吧!家倒累家,户倒累户,逢上这些子弟,有什么办法?”钱也答应住了,人也放回来了,四亩地和三间堂房,死契写给了老万。

  写过了契,老万和本家一商量,要教训这个败家子。晚上王家户下来了二十多个人,把福贵绑在门外的槐树上,老万发命令:“打!”水蘸麻绳打了福贵满身红龙。福贵像杀猪一样干叫喊,银花跪在老万面前死祷告。

  伤养好了,银花说:“以后不要到外面跑吧!你看怕不怕?”他说:“不跑吃什么!”银花也想不出办法,没说的,只能流两眼泪。

  这年冬天他又出去了。这次不论比哪一次也强,不上一个月工夫,回来衣裳也换了,又给银花送回五块钱来。银花问他怎样弄来的,他说:“这你不用问!”银花也就不问了,把这几块钱,买了些米,又给孩子换换季。

  村里的人见福贵的孩子换了新衣裳,见银花一向不到别人家里支米,断定福贵一定是做了大案。丢了银钱的,失了牲口的,都猜疑是他。

  来年正月,城里一位大士绅出殡,给王老万发了一张讣闻。老万去城里吊丧,听吹鼓手们唱侍宴戏,声音好像福贵。酒席快完,两个吹鼓手来谢宾,老万看见有一个是福贵,福贵也看见席上有老万。赶紧把脸扭过一边。

  丧事完了,老万和福贵各自回家。福贵除分了几块钱,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坏事,老万觉着这福贵却非除去不可。

  这天晚上,老万召集起王家户下有点面子的人来道:“福贵这东西真是活够了!竟敢在城里当起吹鼓手来!叫人家知道了,咱王家户下的人哪还有脸见人呀?一坟一祖的,这堆狗屎涂到咱姓王的头上,谁也洗不清!你们大家想想这这这叫怎么办啦?”这地方人,最讲究门第清,叫吹鼓手是“忘八”“龟孙子”,因此一听这句话,都起了火,有的喊“打死”,有的喊“活埋”。人多了做事不密,东屋婶不知道怎么打听着了,悄悄告诉了银花,银花跟福贵一说,福贵连夜偷跑了。

  自那次走后,七八年没音信,银花只守着两个孩子过。大孩子十五了,给邻家放牛,别的孩子们常骂他是小忘八羔子。

  福贵走后不到一年日本人就把这地方占了。有人劝银花说:“不如再找个主吧!盼福贵还有什么盼头?”银花不肯。有人说:“世界上再没有人了,你一定要守个忘八贼汉赌博光棍啦?”银花说:“是你们不摸内情,俺那个汉不是坏人!”

  区干部打听清楚福贵的来历,便同村农会主席和他去谈话。农会主席说:“老万的账已经算过了,凡是霸占人家的东西都给人家退了,可是你也是个受剥削的,没有翻了身。我们村干部昨天跟区上的同志商量了一下,打算把咱村里庙产给你拨几亩叫你种,你看好不好?”福贵跳起来道:“那些都是小事!我不要求别的。要求跟我老万家长对着大众表诉表诉,出出这一肚子忘八气!”区干部和农会主席都答应了。

  晚上,借冬学的时间,农会主席报告了开会的意义,有些古脑筋的人们很不高兴,不愿意跟忘八在一个会上开会。福贵不管这些人愿意不愿意,就发起言来:

  “众位老爷们:我回来半个月了,很想找个人谈谈话,可是大家都怕沾上我这忘八气——只要我跟哪里一站,别的人就都躲开了。对不住!今天晚上我要跟我老万家长领领教,请大家从旁听一听。不用怕!解放区早就没有忘八制度了,咱这里虽是新解放区,将来也一样。老万爷!我仍要叫你’爷’!逢着这种忘八子弟你就得受点累!咱爷们这账很清楚:我欠你的是三十块钱,两石多谷;我给你的,是三间房、四亩地、还给你住过五年长工。不过你不要怕!我不是跟你算这个!我是想叫你说说我究竟是好人呀是坏人?”

  老万闷了一会,看看大家,又看看福贵道:“这都是气话,你跟我有什么过不去可以直说!我从前剥削过人家的都包赔过了,只剩你这一户了,还不能清理清理?你不要看我没地了,大家还给我留着大铺子啦!”

  福贵道:“老家长!我不是说气话!我不要你包赔我什么,只要你说,我是什么人!你不说我自己说:我从小不能算坏孩子!一直长到二十八岁,没有干过一点胡事!”许多老人都说:“对!实话!”福贵接着说:“后来坏了!赌博、偷人、当忘八……什么丢人事我都干!我知道我的错,这不是什么光荣事!我已经在别处反省过了。可是照你当日说的那种好人我实在不能当!照你给我作的计划,每年给你住上半个长工,再种上我的四亩地,到年头算账,把我的工钱和地里打的粮食都给你顶了利,叫我的老婆孩子饿肚。一年又一年,到死为止。你想想我为什么要当这样好人啦?我赌博因为饿肚,我做贼也是因为饿肚,我当忘八还是因为饿肚!我饿肚是为什么啦?因为我娘使了你一口棺材,十来块钱杂货,怕还不了你,给你住了五年长工,没有抵得了这笔账,结果把四亩地缴给你,我才饿起肚来!我从二十九岁坏起,坏了六年,挨的打、受的气、流的泪、饿的肚,谁数得清呀?直到今年,大家还说我是坏人,躲着我走,叫我的孩子是’忘八羔子’,这都是你老人家的恩典呀!幸而没有叫你把我活埋了,我跑到辽县去讨饭,在那里仍是赌博、偷人,只是因为日本人打进来了,大家顾不上取乐,才算没有再当忘八!后来那地方成了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,抗日政府在那里改造流氓、懒汉、小偷,把我组织到难民组里到山里去开地。从这时起,我又有地种了、有房住了、有饭吃了,只是不敢回来看我那受苦受难的孩子老婆!这七八年来,虽然也没有攒下什么家当,也买了一头牛,攒下一窑谷,一大窑子山药蛋。我这次回来,原是来搬我的孩子老婆,本没有心事来和你算账,可是回来以后,看见大家也不知道怕我偷他们,也不知道是怕沾上我这个忘八气,总是不敢跟我说句话。我想就这样不明不白走了,我这个坏蛋名字,还不知道要传流到几时,因此我想请你老人家向大家解释解释,看我究竟算一种什么人!看这个坏蛋责任应该谁负?”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